《生活与命运》,随后不久,他即将这部小说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编辑部,并期待着它的尽快面世。然而,《生活与命运》的出版,而是克格勃对这部小说的打印稿、乃至与之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的收缴预留了副本,这部命运多舛的小说才总算侥幸逃脱了灭顶之灾。格罗斯曼在写给彼时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抗议信中这样说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对此,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给予这样的回答

那么,《生活与命运》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能够让“解冻”时期的苏联当局如临大敌、必欲销毁而后快呢?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巨著,但作者的视角却并没有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通过一个普通家族的际遇,通过不同人群之于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状态中所展示出的个人生活与命运的对照,真实再现了一个时代苏联社会的生活场景,揭示出不同人等之于高压政治之下的生存真相——就其思想的深刻性与内涵的广泛性而言,这部小说的确称得上是“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二十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毫无疑问,《生活与命运》是一部有关生存、有关死亡的大书,它的“大”,不仅仅表现在卷帙浩繁的篇幅上,同时更表现在作者对极权主义本质鞭辟入里的透彻剖析上。与许多俄罗斯名著相似,《生活与命运》同样有着沉实、厚重的质地,以批判现实主义的严峻笔法切入历史,观照现实,读来甚至不乏一些沉闷、笨拙的感觉——但也恰恰正是这种不假修饰的沉实与厚重,才更加深刻地表现出战争对生命的漠视,极权对人性的戕害,从而形成一股足以震撼人心、且促人反省的强大力量。

格罗斯曼在小说中写及一个名为“6-1号楼”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前沿阵地,在这个生命随时可以被炮火吞没的地方,战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尽管身处险境,但这里并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履历、头衔、勋章、人事处、政治处、区委电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身份标识和权力机构,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畅所欲言,可以坦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与之相比,反而是远离战火的后方,人们依然被国家恐怖的阴影所笼罩,而道德处境的复杂,是非抉择的艰难,则使得他们犹如罹患了“迫害恐惧症”,不得不小心谨慎,互相提防,以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去换取最基本的个人生存权利。格罗斯曼写战争,其实是以战争的视角审视人的生存,他以大量骇人听闻的细节证明,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人,消灭人的自由与生存,因为法西斯主义根本没有“人”的概念,他们把一切看作是大规模的整体,“法西斯要是胜利了,人类将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实质已经改变的人形皮囊的动物”。而与战争的有形的恐惧相比,极权主义的无形的恐惧也并不稍让,虽然身处和平的后方,但每个人头上都好像有一柄悬剑,那种引而不发的恐惧如影随形,随时可以致人于死地。

曾经有人将格罗斯曼称作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瓦西里·格罗斯曼将《生活与命运》称作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确,无论是格罗斯曼本人的抱负,还是他对这部小说的构思与创作,《生活与命运》都称得上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致敬之作。但与《战争与和平》明显不同的是,《生活与命运》同时又是一部揭露极权体制下人类复杂多面生活的巨作,正因为它“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苏联当局才会将它视之为威胁自身存在的“核武器”,对其围追堵截,不遗余力。

1961年2月24日,苏联当局将《生活与命运》的打印稿予以收缴,并迅速销毁,格罗斯曼的文学生涯就此终结,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临终之际,他悲愤地说道:“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1980年,在格罗斯曼的名字整整沉寂了十六年之后,《生存与命运》首先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随即不胫而走,风靡世界。1988年,《生存与命运》光荣回归,开始在苏联《十月》杂志上连载,格罗斯曼的文字从此“变为画面,变为历史,变为感情,变为命运”。马塞尔-里瑟

《生活与命运》(俄罗斯)瓦西里·格罗斯曼 著,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定价: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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